太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的汉药老字号——福育堂,自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起,便在此悬壶济世,声名远扬。历经三个半世纪风雨洗礼,福育堂传承了中华医学的精髓,并以坚定的信念发扬光大、惠及民众。
福育堂创建于明末清初的太原府府治直隶阳曲县,位于明太原府街(清朝称府前街)、明阳曲县街(清朝称县前街)县衙治所东侧的三桥街东街。这里曾是太原城中官署、学府、庙宇极为集中的街巷,文化底蕴深厚。福育堂自创立之初,便以医为主,恪守“辨证论治、形神兼备、以人为本、和谐平衡、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天地人合一、仁为医之本”的汉医学精神与文化。历代福育堂人始终秉持这一理念,精益求精地制药,力求产品工艺精湛、配方独特、选料道地、疗效显著。
自清康熙年起,福育堂便梓多部医著,传承医学智慧。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福育堂梓《医方集解》六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高宗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为福育堂题匾,以表彰其悬壶济世的功绩。此后,福育堂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再梓《医方集解》,光绪十三年(1887年)增补《医方集解》,光绪十八年(1892年)梓《医林改错》、辅注《傅氏女科全集》、重刊《医方集解》等,不断推动中华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福育堂的医术和药效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可,离不开其精湛的中医诊疗和精心炮制的草药。“福育堂人”以“辨证论治、形神兼备、以人为本、和谐平衡”的中医理念为指导,结合精湛的医术和独特的配方,为患者提供了卓越的治疗效果。同时,福育堂在草药炮制方面也十分讲究,晾晒烘焙等工艺均精益求精,确保药效的最大化。
然而,福育堂的历史也经受过挫折与起伏。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崇西药的风气盛行,福育堂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增加了时代特征“太原中华大药房总号”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下,福育堂依然坚守着中华医学的底线,传承着汉药的精髓。
1937年日军进入太原城后,福育堂为了逃避战乱,颠沛流离,最终从太原府三桥街消失,但这并没有让福育堂的传承断绝。在西北少年邓军的努力下,福育堂得以延续并广大中。邓军自幼热习中华武术,期间接触中医,学习跌打损伤药物与治疗。他广交朋友,收藏验方,在榆中县幸遇福育堂后人傅老先生。傅老先生不仅精通医术还深入研究汉药,他将自康熙以来编纂集萃的福育堂药典、历史文献及福育堂物件等交于邓军珍藏并传授伤科等药的培制,使得福育堂的传承得以延续。傅老先生还向邓军讲述了福育堂与乾隆皇帝的渊源,他曾提到乾隆两次巡五台山时,福育堂都曾派医送药护驾有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更是为福育堂题匾以表彰其功绩。现在看来,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福育堂的医术和药效,更体现了其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福育堂”这个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和医者仁心的汉药老字号,其发展历程与太原三桥街紧密相连。三桥街,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西南部,虽无名桥,却因地势低洼、雨季积水成河,人们垫砖垫石成小路,如同走桥,故而得名。这里曾是太原城的政治中心,福育堂便坐落于此,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卓越的药效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历经342年的风雨洗礼,福育堂不仅见证了三桥街从政治中心到繁华商业街的变迁,更承载了太原城悠久的历史记忆。
如今,福育堂已成为一家药物研究、无痛治疗的医药公司,国家商标局授予“福育堂”第3、5、10、42、44、35类商标,授予“福育堂 乾隆御笔 乾隆御辛巳年”第5、10、35、44类商标,这是对342年中华老字号的肯定,不仅弘扬了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更引领着汉医药事业的创新发展。“福育堂人”秉持“以人为本、和谐平衡”的汉医理念,科学融合现代制药科技与经典科学智慧,为患者打造精准、高效的医疗服务新体验。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每一次医疗创新都是对生命健康的深情承诺,每一份努力都是对中华医学精神的崇高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