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Patricia Homan发展出一个新的方法来研究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对于性别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她的研究是测试一个社会里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即权力和资源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
几十年来，我们已知性骚扰或歧视对妇女健康有伤害性的影响，但很少人知道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权力、资源、角色、机会随着性别不平等的分配下，更广泛的健康影响。
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在很多主要的社会机构中很明显，如：政府和经济；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人际互动和关系中，如：婚姻、个人信仰和认同。Homan建立了具体的方法来测量美国各州、异性恋婚姻中的结构性性别歧视，并了解这对男女个人健康的影响。
Homan的研究收集各种来源的资料，有美国人囗调查和国家对年轻人的长期研究。对于超过3,300位美国成人的样本，Homan设计了几种方法，就社会上四种男女不平等的程度：政治、经济、文化和身体生育，测量各州结构性的性别歧视。
测量内容包括：男女薪资差距、劳动参与和贫穷比例的性别落差、州议会男女席位比例、宗教保守派在各州的普遍程度(这与巩固传统性别角色和排除女人做领导者有关)，以及住在没有人工流产机构的州中妇女比例。
她发现，以州来看，结构性的性别歧视会使男女两性的健康更不好。
结构性的性别歧视程度最高的州，如犹他、怀俄明、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俄克拉荷马，慢性疾病的情况较高，而40至50岁之间，自称的健康状况和身体功能也是最糟的。这表示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对众人的健康有整体上的伤害。妇女居住在性别歧视高的州有健康问题的人比歧视程度低的州约多了两倍，并且整体健康状况也早衰了7岁。
结构性的性别歧视最低的州有马里兰、加州，麻州、佛蒙特和夏威夷。
公共卫生学者和国际人权组织认为，生育的选择权和完整的生育健康照护服务的管道是基本人权，也是妇女有平等的公民权、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先决条件。
Homan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几种政策上的考虑。她认为美国性别不平等不只是人权的议题，也是公共健康的问题，所以性别平等的政策就是健康的政策。换言之，政策制定的目标—让男女薪资差距缩小、增加妇女参政的席位、保障且扩大生育健康服务的管道或是促进性别平等，有可能改善社会上所有人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