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一天，梁卫兰走进直播间，两个小时的时间，她和观众频繁互动，观看量一度飙升至270多万。
这位直播间里的红人，真实身份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科主任。屏幕前的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群体。
“家长们都很焦虑。”这场直播再次触发了梁卫兰强烈的感受，科学育儿理念需要深入更多家长人群。
日常工作之余，梁卫兰会像这样，通过企业搭建的直播平台，宣传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次直播课就是由母婴企业飞鹤为公众开展的免费公益课。
近年来，国家重视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儿童健康知识普及，补齐妇幼资源不足且发展不均的短板，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和企业加入其中。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2010年以来，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稳步下降。2010年，农村与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20.1‰和7.3‰，而到2019年，这一数据已分别降到9.4‰和4.1‰。
我国儿童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主要得益于近十年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家长育儿素养的持续提升，从而实现了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及时治疗与预防。
儿童成长，健康教育先行
中国有4.9亿家庭，2亿多儿童。他们身处不同地域，医疗资源水平各有高低，家庭教育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提升中国儿童健康水平，除了完善的医疗服务保障，在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早期发展专委会副主任蒋竞雄看来，更需要普及“家庭教育先行”的理念，即关爱儿童健康，先帮助家长建立起科学育儿观。
“儿童没有民事能力，孩子所有的健康行为和具体措施都需要通过监护人来进行操作和落实。只有把家长、公众教育好了，所有的服务才能够有针对性，发挥出最好的作用。”
正因如此，国务院在今年9月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新儿纲”）中，明确指出将通过加大儿童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加强儿童疾病预防等主要措施保障儿童健康。
从疾病诊治到疾病预防，中国家长育儿理念在不断提升，但这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过程。
蒋竞雄举例，过去，在很多家长认知中，孩子的健康标准就是简单的“不生病”。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家长不愿意带孩子打预防针，认为没有生病就没有打针的必要。如今，正是通过广泛的健康教育和知识普及，才让家长们意识到打疫苗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对于当下儿童的健康管理，蒋竞雄认为，家长应该意识到，除了疾病状态下的健康改善、疾病预防，还包括健康潜能发挥，以及满足心愿的健康管理，从而构成儿童健康管理从低到高四个层级的内容。
“家长明确了健康心愿，才能让健康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蒋竞雄认为，然而，通过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让健康管理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下还面临诸多困境。
制约瓶颈
首先是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通常，我们社区儿童保健门诊每位医生每天上午要接待约20位小朋友，每位小朋友的接诊时间在15分钟左右。”儿童保健医生王靓的一天大多是在门诊与小朋友及家长度过，很少有准时下班的时候。
她所在的杭州市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是杭州市首批五星级儿童保健门诊，社区常住人口8万多。辖区内0-3岁儿童的健康指导工作，全部由儿童保健科医生王靓和另外两名儿保科医生完成。
“三个人还是有些吃力。”在王靓看来，压力一方面源于家长对儿童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对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指导则要求更加细致全面，服务时间自然会随之延长。
但更重要的是，这跟儿童保健本身所处的行业大环境有关。儿童保健同属于儿科学与预防医学的分支，为两者的交叉学科，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我国儿科医生数量缺口达86042名，而专门从事儿童保健这一领域的人则相对更少。
“城市儿保科医生尚且不足，县级及以下地区则更可想而知”。安徽省临泉县人口237万，是我国人口第一大县。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临泉分院院长周曙光提及，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给到的岗位编制远远满足不了用人需求，本身面临缺人的情况，还经常会接到下级各部门主任来要人。
除了人手不够，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也制约着儿童健康知识的高效率普及。
“即使社区挂号就能解决问题，很多家长宁愿‘舍近求远’，也要带孩子奔上一级的妇幼保健院或三甲医院。”蒋竞雄说，这带来两个极端，要么过度医疗，要么没有及时干预。
我国儿童保健体系总体呈“树根状”管理模式。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构成了“网底”。往上依次是县级妇幼保健院、地市级妇幼保健院、省级妇幼保健院、国家妇幼保健中心。
“国家把儿童预防和保健的重点放在了县级及以下一级。在疾病预防和儿童健康知识普及方面他们确实花了很大精力。但宣传效果怎么样，如何提高普及效率，值得思考。”周曙光说。
“我在合肥工作的时候，已经很少碰到有智障或者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结婚，并且又繁衍下一代的情况，但是在落后偏远地区，这些极端案例仍在发生。”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情况同样不乐观。本来它能够覆盖人们的生活半径，也是最便于服务家长，展开儿童健康管理的有效阵地，但由于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信任度不够，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很难做到服务同质化等原因，这种就近优势并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只有通过有效率地健康知识普及，才能提高中国整体儿童的健康水平和避免落后地区极端案例的发生。”周曙光强调，儿童健康的真正预防不在上级医院，就在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或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其实是一个矛盾。”蒋竞雄表示，经济发达地区高级别的医疗机构人才、平台等资源丰富，形成一种虹吸效应。农村偏远地区本身知识获取渠道单一，更需要科学健康的知识普及，但相应的资源反而跟不上。
盘活社会力量
在蒋竞雄看来，通过盘活社会力量，发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一起做健康教育，可以形成对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有力补充，从而提高健康教育的普及力度和宣传效率。
目前，杭州市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尝试与辖区内的托幼机构合作，开展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尽管还在初期阶段，但据王靓称，“目前看效果不错。”
“医生和教师的思考角度不一样，教师更懂得如何与小朋友沟通，从而能更好地激发孩子与引导家长参与到医生主导的生长发育指导、感统训练等活动当中。”
像这样的公益探索还有很多。飞鹤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倡导知识普惠，也积极践行母婴公益，推进育儿知识的普及。2009年时，飞鹤就搭建免费的服务平台，尝试邀请权威专家，到县城开展育儿科普讲座，推进儿童健康知识的普及、普惠。
“那时候我去了很多二三线城市及县城，都是周五出发，周六去一个小城市，周日再去一个，讲完课周一回来上班。”梁卫兰回忆道。
她说，有时候自己选演讲的课题，有时候飞鹤会提前做市场调研，然后根据消费者需求指定题目，“但不管什么课题，讲的内容都比较贴实际，家长们很爱听，都来踊跃参加。当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别有价值。”再回忆起来，梁卫兰依然感触良多。
飞鹤在线下的这种科普服务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2021年上半年，飞鹤举办了40万场用户交流活动,包括超过9000场线上面对面研讨会及39万场线下面对面研讨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飞鹤也在线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如飞鹤在2017年搭建了线上育儿服务平台—— 星妈会，然后调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名医，按月龄，编制儿童营养膳食指导意见。不同地区的家长，均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和实际需求，免费享受优质的儿童健康知识科普服务。
此外，飞鹤还推出了《新鲜育儿观》，尝试以节目的形式向年轻父母传递先锋育儿观；通过直播，邀请梁卫兰一样的高水平专家，针对年轻父母关注的话题，进行育儿科普。
“现在许多爱心企业在做育儿科普活动时，都是以传播知识为主，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并且做的更加有新意。”蒋竞雄说，一些企业会钻研、琢磨受众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和建设，把健康科普做得生动活泼。
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儿童健康知识普及中社会和企业力量的作用？蒋竞雄建议，企业可以跟公立机构相互促进，做的更加有差异化，在公立机构做的基础上把预防保健关口前移。
“受资源限制，公立医疗机构在儿童健康管理中，能够做到第一级和第二级，即疾病状态下的健康改善和疾病预防。想要让每个家长都能明确自己孩子的健康愿景，并根据愿景去优化孩子的成长环境，促进早期发展，或许能进一步提升孩子的健康状况。”蒋竞雄强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也需要像飞鹤这样的企业在公益创新实践中做更多思考。
